懂球译站 _ 阿马杜-奥纳纳亲笔信：一个“不能失败”的移民故事

本文转载并翻译自《球星看台》，原文发布于当地时间6月3日，作者Amadu Onana。

导读：在比利时的生活比奥纳纳想的难得多，在大雪天被教练戏耍，看台上的家长们让他滚回自己的国家，这些痛苦他永远都记得。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失败，绝对不能失败，他要证明给那些人看，他要对得起为他付出一切的姐姐和母亲。

充气床垫。

那是我来到新国家后的第一个记忆。

那几个星期，我们几乎一无所有，只有一间空荡荡的公寓，昏暗的灯光，一张旧沙发，暖气还没开通，更别提床了。于是，我妈去百货商店给我们买了一个便宜的充气床垫。

我记得它“活”过来的那一刻，你知道它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的那种感觉吗？太酷了，感觉我们之前一无所有，两分钟后，我们就拥有了一切。我知道这是千百万搬到新地方的孩子都会经历的故事，但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躺在那张床上，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像个国王？

为了给我们更好的机会，母亲带着我和3岁的妹妹从塞内加尔搬到了布鲁塞尔，那年我11岁。我父亲在比利时生活多年，所以我有比利时护照，但母亲为了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。抵达布鲁塞尔后，我们在哥哥的教父家住了一个星期，因为没人愿意把公寓租给我们。

他的教父名叫乔治，是布鲁塞尔的一名医生，他甚至亲自出面做担保人，签下相关文件，向房东保证我们能够支付房租。他是这个故事里的第一个天使，我们还会遇到更多天使。

我们当时完全依赖社会福利机构，一无所有。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充气床也不够我们三个睡，所以头几个星期，我妈睡在小沙发上，好让我和妹妹睡床垫。谢天谢地，因为妹妹那时候还小得像个小豆丁，而我已经很高了，我们每天晚上都蜷缩在那张床垫上，凑合着过日子。

阿马杜-奥纳纳一家人

感谢上帝，我们逃离了战火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非常幸运。在达喀尔的家乡，我们过着简朴但美好的生活，我们住在祖父母家——全家都住在一起。

但跟英国那种情况不一样，我说的是20个人挤在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的场景。我记得应该是20个人，如果你问老家的人，他们可能会说30个。(不，40个，兄弟！40个！！！)

里面住着我的表兄弟姐妹、姑姑、叔叔、全部亲戚。我的祖父(当然，我叫他爷爷)，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，至于我的亲生父亲……嗯，这说来话长，总之，我至今仍对他心存芥蒂。

我对他抱有一部分同情，因为他是一位来自非洲的移民，远在他乡，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，我和哥哥会在夏天去看他，那时踢足球的时光很美好。但我们的关系很复杂

有一天在年纪大了之后，你会意识到：哦，我们再也不是一家人了，是吗？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你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这件事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，我无法否认。

我真走运，我爷爷的魄力足足有10个普通人的总和，他就是那种老派的“领袖型人物”，他可不是说那种你在播客里听到的那种人，而是真正的领袖，他的嗓音低沉得仿佛能震动墙壁。

他甚至什么都不用说。

他只要深深地叹一口气，你就会挺直腰板。

他热爱足球，当喧嚣声让他烦躁、他被周围人惹得心烦意乱时，他就会跑到顶楼去。顶楼有个露台房间，那是他的避风港，除非受邀，否则没人敢上去。而我总是受邀，不知为何，我从未惹恼过他。

我们常常坐在那里，他会给我读书，传授人生智慧，有时是《古兰经》，有时是书或报纸，等他平静下来，我们便下楼吃晚饭。

他一定要吃洋葱酱米饭和鱼，如果足球比赛正在进行，他就会好好打扮一番，想象一下，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传统的塞内加尔长袍，往身上喷着古龙水。

“爷爷，为什么看球的时候一定要浑身香喷喷的？”

我想，这是他表达对比赛的尊重的方式，就像他会穿西装去参加婚礼一样。

他有一把棕色的大椅子，那就是他的“宝座”，我根本不敢坐那把椅子，只会躺在地毯上看比赛，我至今还能闻到那地毯的味道，在塞内加尔，我们用很多香料，那是一种混合着香料和……古老气息的美妙味道。

我总是跟他说：“我需要搬到比利时去，这样我就可以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了！”

我和我哥哥每天都缠着妈妈。

“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们走吧！”

阿马杜-奥纳纳与哥哥和母亲

但她多年来在这里一手打造了自己的理疗事业，她是一位成功的女性。试想一下，你11岁的孩子告诉你：“你必须放弃一切，我们才能追逐梦想。”

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？

为了追逐我们的梦想，她放弃了一切，真的是一切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当时，我根本不知道她冒了多大的风险，我只是个怀揣着愚蠢梦想的孩子，我并不特别，只是达喀尔一个不错的球员，只是……一个普通人。

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崩溃了，她说：“你们是认真的吗？”

我们说：“我们是认真的！我们能做到！”

她说……哈哈哈……她知道我把这写出来肯定会杀了我，她说：“如果我们真的搬去比利时，你最好认真搞出点东西而不是瞎胡闹，我不想为了一坨屎折腾自己。”

告诉爷爷这件事是最难的，他抗拒了很久，他知道，没有我们他会很无聊。

“现在谁来陪我看球？烦躁的时候，我可以跟谁倾诉？ ”

但他看出我们有多渴望去比利时，所以他同意了。在塞内加尔的时候，没有他的同意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最终，我哥哥不得不留在塞内加尔完成学业，所以就只剩下我、我妈妈和我妹妹，开始在一个新的国家生活。

我记得临走前，爷爷对我说：“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，保护好你的母亲。”

我当时11岁。

我们带着行李上了飞机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

阿马杜-奥纳纳和姐姐梅丽莎

就在这时，我的姐姐梅丽莎走进了我的生活，她就是我的第二个天使，她比我大12岁——我们同父异母，她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比利时，起初，她就像个陌生人，但后来她成了我的救星，她总是带我去看球。

她在医院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她会给我带叉子、勺子、毯子，什么都带过来。更神奇的是，她的妈妈也帮了不少忙。正如人们常说的：“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”，就这样，我们日复一日地建立起了一个家。

我记得刚上学的时候，我有五条裤子，每天一条，所以我必须非常擅长用它们搭配我的两双鞋子。

“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做得不错。大家都没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一，而我穿的是星期四要穿的裤子。”

每个移民孩子都有一条“星期四裤”(指星期四穿的裤子)，但我们总能找到办法在其他时候穿。

说实话，这里的文化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冲击，我非常兴奋能结交新朋友，因为在塞内加尔，人们非常热情开放，就算你转学，第一天每个人也都会主动和你打招呼，到放学的时候，你就能交到20个新朋友。

但在比利时……

这并非诽谤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

第一天，我迟到了，走进教室，我是班里唯一的黑人穆斯林学生，所有人都用那种眼神看着我……

😐

那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，比利时最好的学校之一，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优势所在。即使你家境并不富裕，但只要之前的学业成绩好就能被录取，而且学费全免。

问题是，其他人早就互相认识了，我刚到食堂，大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——没有任何铺垫，连声“你好”都没有，直接用英语……

这个孩子问：“你住的地方有狮子吗？”

我当时就想：“狮子？我住在城里啊，你不知道达喀尔吗？我们还用Skype(视频电话软件)，兄弟。”

这甚至都不是故意装傻，而是他真的对塞内加尔一无所知，我开始用法语和他说话，孩子们都说：“哦，很棒，好的。”

到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关系已经非常好了，直到今天，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是我的好朋友。但说实话，融入现实生活比融入足球圈要容易得多，这和你经常听到的关于足球的说法恰恰相反，那些公关宣传说：“在足球场上，我们都一样。”

事实远比这复杂。

我15岁的时候，开始为我的第一家正式俱乐部——祖尔特瓦雷赫姆队效力。它位于比利时的荷兰语区，而我当时不会说荷兰语。他们总是拿这件事取笑我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每个人都看着我，好像在说：“不会说荷兰语？🙄 哼，那我们不认识你。”

我在想：“我会说四种语言，但还不会说荷兰语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兄弟。”

一开始，我连上场机会都没有，顺位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家伙，他爸是俱乐部的赞助商之一。

我和教练合不来，他故意让我从第一分钟就开始热身，然后整整89分钟都在场边做冲刺跑，如果我运气好，也许能替补上场两分钟。

我当时会想：“天哪……我母亲就为了这个牺牲了全部？？”

就在那时，正当情况已经糟糕到极点时，有天晚上我从训练回来……天色突然变得一片漆黑。

那时，梅丽莎都会接我回家，那天我浑身泥泞湿漉漉地回家，她裹着毯子舒服地躺在床上，正看《与卡戴珊姐妹同行》，这算是她在那场冰冷的雨中站了三个小时等我之后，给自己的一份慰藉。

而我会站在电视机旁边，装作没在看，其实正看得很入迷。

“不是吧？你居然看卡戴珊一家？”

你懂的，就那样站在电视机旁边，双手背在身后，装作没在看，懂吧？

我姐姐会斜眼瞅我，仿佛在说：“别装了，你心里清楚你其实想坐下来看。”

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是个假的“男子汉”，对一切都矢口否认。

“行吧，但我只是觉得冷，把毯子给我，哦对，科勒怎么了？”

那全是装的，现在我可以承认了，致整个卡戴珊家族：我道歉，我其实暗地里很爱你们，我完全沉迷其中，哈哈哈。

训练结束后回家的那一刻，感觉真的很特别，对吧？尤其是在又冷又糟糕的天气里，足球运动员肯定懂我的意思，浑身酸痛，疲惫不堪——但那种酸痛是美好的。

回家之后，你只想和家人一起窝在沙发上，看看无聊的节目，你知道这是自己应得的。脑海里回放着训练中的精彩瞬间，活动活动脚。这难道不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吗？我喜欢这种感觉，那也是我们当时的日常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像往常一样放松聊天，梅丽莎突然说：“嘿，我心里一直有件事儿，其实几个星期前我就想告诉你了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”

在我们家，大家平时可不会这样说话，她突然用那种Netflix剧集里的台词戳中了我，我顿时浑身发麻，隐约意识到：我的生活就要变了。

她说：“是的……我得了癌症。”

“什么？别开玩笑了。”

“我得了癌症，下周开始化疗。”

说出来真让人难为情，但我毕竟是个足球运动员，对吧？所以我立刻切换到了“足球运动员模式”，我表现得就像她刚告诉我球队丢了3分一样。

我说：“癌症？去他妈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战斗到底。”

我一直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，但记住，她是哭着告诉我这一切的。

我说：“事情就是这样，马可-奥勒留(古罗马皇帝)，砰，我们继续前进。”

(我妹妹的注释：我当时实际说的是，“来吧，我们又不是娘们儿。”)

😂

这事太荒唐了，她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她当时说：“我弟弟疯了。”

她时而笑着，时而流泪，时而又笑着，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。

“我做化疗的时候不能带你去训练，但我们会想办法的。”

我们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生活，我记得周末有场比赛，当时下雪了，所有火车都停运了。我需要有人开车送我去球场，车程90分钟，所以我姐姐给她朋友打了电话，他搭我去球场。

到了停车场，只有几辆车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对荷兰人来说，如果你准时到达，那就已经迟到了10分钟。但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我姐姐的朋友就开车回家了。

门锁着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我站在雪地里等着，试着给队友打电话，但没人接。

大约过了20分钟，教练来了，他打开了车门。

他用荷兰语说：“阿马杜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什么？我们有比赛呢。”

他说：“哦，他们没告诉你吗？”

他给每个家长都打了电话，唯独没给我妈妈打，也没给我姐姐打，只有我被叫来了。但这没关系，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，或者做了什么。

说真的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脸上那灿烂的笑容，那种笑容根本藏不住，我会永远记住那个笑容，直到我生命的尽头。我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就在我想要放弃足球的时候，它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

他回到了屋里，我在雪地里等车回来，心里一直想着：“太好了，我一定会报仇的，总有一天，当你不得不在电视上看到我代表国家队比赛的时候，咱们就看看谁笑得出来。”

最难熬的其实不是教练们给我的那些刁难，而是看着姐姐开始第二轮化疗，看着她的头发一根根掉光，这让我心如刀绞，我把这一切都藏在心里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

表面上，我还是那个快乐的孩子，但看着她气喘吁吁、步履蹒跚，我每天都想哭，我们回塞内加尔探望家人，决定在祖父母家的露台上给她剃光头，我以为她会自己剃，但她看着我说：“我想让你来剃。”

那一刻我几乎崩溃。但当我看到她揉着光头微笑，仿佛真的享受其中时，我终于能再次呼吸了，那份释然难以言表。这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，我记得自己当时就那样躺在地板上，嗅着地毯的味道，那是香薰与往昔时光的混合气息。

接着我们回到比利时，我踢了几场比赛——确切地说，我估计也就踢了五六场，就在我姐姐生病前不久，她买了一台手持摄像机，经常站在场边给我拍照。

她对足球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她的专业是国际商务，但她却会花好几个小时坐在电脑前，搜索欧洲各大俱乐部球探的邮箱地址。

一夜之间，她变成了超级经纪人。

她会把自己的录音带通过邮件发给他们，但邮件格式就像商务邮件一样。

“早上好，您认识阿马杜-奥纳纳吗？我们很希望能与您联系。此致，梅丽莎。”

我当时就想：“喂，你不能这么做！”

她说：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 然后点击发送。

是啊，说真的，为什么不能呢？

欧洲所有俱乐部邮箱的垃圾箱里都有我姐姐的邮件，皇马、巴萨、贝蒂斯、狼队、伯恩利......各位，都去看看你们邮箱的垃圾箱吧，你们本来有机会在我15岁的时候签下我。

从塞内加尔回来几周后，我们就收到了消息。

“霍芬海姆想看看你。”

未满18岁时，你的俱乐部必须签署一份转会文件才能让你去参加试训，我的教练花了几个星期才签完这份文件，最后他签完后递给我，说：“我真不明白你连在比利时都上不了场，为什么还要去德国试训。”

好的，没问题，我记住你说的话了。

梅丽莎几乎离不开拐杖，但她还是陪我坐火车去了霍芬海姆，天气冷得要命，零下12度。我们必须在法兰克福换乘火车，那里的交通很混乱。我记得我下了火车，手里拎着所有行李，跑到前面去找人问路，想知道下一班火车在哪里。

我转过身——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——我的姐姐，她穿着黑色外套，围着红色围巾，戴着酒红色帽子，光头，拄着拐杖，艰难地走过站台，一瘸一拐，气喘吁吁，她那么虚弱，但还在坚持……还在坚持。

她就那样看着我。

我们四目相对，却一句话也没说。

那一刻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：我不能失败。

如果她都能为了让我追逐梦想而奋力跨过那个站台，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

从那以后，我在足球场上再也没有恐惧过。

阿马杜-奥纳纳和梅丽莎前往霍芬海姆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到了霍芬海姆，他们让我进了“Footbonaut”训练机，那玩意儿就像个来自未来的立方体，全是机械装置，球会从各个角度射出来，你得停好球，把它传进那些亮起的方格里，简直像《鱿鱼游戏》里的场景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踢得好不好。

之后，其中一位教练走到梅丽莎面前说：“就我看到的来说，我甚至不需要他来训练，我想要他。”

教练名叫丹尼-加尔姆，直到今天，我还经常给他发信息，甚至在我加盟英超之后，我也给他发信息，只是为了表达我的感谢。短短一年时间，我从几乎要放弃足球、独自一人站在雪地里，到成功转会德国。

有一天，我的手机开始震动。

爷爷打来了电话。

我问：“爷爷！怎么了？今天心情不好吗？”

他说：“这仅仅是个开始，别迷失了方向。”

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。

他说得对。

霍芬海姆，汉堡，里尔，埃弗顿，阿斯顿维拉，这只是足球。如果你想看精彩的足球故事，那就去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。但我说的是生活，这才是我们常常忽略的。这些故事，这些画面——它们是我的“ikigai”(生き甲斐)，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日语词汇，它是我生活的意义、我存在的理由。

我妈妈睡在这张小沙发上，而我们睡在充气床垫上。

我姐姐一瘸一拐地走过火车站台。

当我的祖父……想他远离其他人时，他会让我做他的小跟班。

这一切，都是我生存的意义，也包括那些艰难的时刻，我不会忘记那些痛苦：

当我独自一人在寒冷中时，教练却笑我，那种痛苦。

看台上那些家长们大喊：“嘿，这孩子来这儿干什么？回你自己的国家去！” 那种痛苦。

我保留着所有记忆，我从不怨恨，但也从不忘记。

最终，这个国家给了我一切，比利时的社会服务机构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让我们有饭吃，医院挽救了梅丽莎的生命，学校让我结识了终生挚友，足球学院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，我对比利时感激不尽，也包括我身上的伤疤。

那不是很美好吗？我11岁时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移民来到这个国家。通过足球，我得以参加世界杯。我记得世界杯对阵摩洛哥的那场比赛，奏国歌时，我抬头看向观众席，我的家人就坐在那里。

卡塔尔的观众席上90%都是摩洛哥人，他们穿着红色——是他们的红色，不是我们的红色，我竟然看到了我的妈妈和姐姐，她们正笑着向我挥手。

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他妈什么鬼？！我们居然真的来了！！！

每次想起这件事，我都会感到不寒而栗。

祖父回到家中，坐在他的“王座”上，说道：“集中注意力，嗯？集中注意力，孩子。 ”

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，是世界杯后第二年德布劳内第一次把队长袖标交给我，那是在一场友谊赛的尾声，只有短短几分钟。

但对我来说，那种感觉和在世界杯上首发一样激动人心。那种感觉太深刻了，德布劳内环顾球场，看到了我，不知为何，他选择了我。

我知道足球并不完美，比利时也不完美，但你怎能质疑它的力量？这就是移民的故事，我希望他们能讲述的故事。

你知道吗，这件事甚至让我爷爷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戴上队长袖标几个月后，一部关于我生平的纪录片上映了，一位记者采访了他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。他年纪大了，心肠也软了。

他们让他为我录了一段视频留言，我从小到大，从未听他说过“我爱你”，或者“我为你感到骄傲”，这些情感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中并不常见，它们更多的是……心照不宣，我能感受到，但我从未亲耳听到过。

直到那天。

他的声音比我记忆中柔和了许多，在我的想象中，祖父母永远不会老去。在我眼里，他依然是那个王座上的国王，我不得不时常提醒自己，他很快就要90岁了。当然，他穿着白色长袍，戴着白色库菲帽，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吧。

他说：“阿马杜？嗯，他是个快乐的孩子，性格很随和，也很懂礼貌。”

然后他就开始谈论我作为踢球的表现，哈哈哈。当然了！

“他的技术非常出色，视野开阔，总是愿意为团队牺牲……”

Grand-père classique(经典的爷爷风格)。

但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，我会永远铭记于心。

“他离家追逐梦想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，他是个好孩子，我为他感到骄傲。”

我感觉自己从未哭得这么厉害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眼泪都流到纸上了。

那就是我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。

祖父，感谢您传授的一切智慧。

最重要的是，感谢您让我离家。